尽管美国总统拜登（Joe Biden）一边说“美国不寻求新冷战”，一边又与英国和澳大利亚签订明显是针对中国的安全协议（AUKUS），但横亘在中美之间最大的政治问题之一孟晚舟案最终以当事人安全回国告终，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倾向。尽管中美结构性的矛盾不会因为孟晚舟回国而出现根本性转变，但其是否代表中美存在改善关系的可能性，华府能否找到与北京打交道的正确模式，依然是外界关注的焦点。多维新闻记者就相关话题采访了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王浩。
孟晚舟回国当晚收获盛大的欢迎仪式。（Reuters）
多维：孟晚舟回国无疑是中国外交的一次胜利，此前美国副国务卿舍曼（Wendy Sherman）访华，在天津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锋会谈时，中国向美方提交的两份纠错与关切清单中，就包含“撤销对孟晚舟的引渡要求”，如今孟晚舟与美国司法部达成协议，被一些评论视为美国对中国两份清单的正向回应。你怎么评价中国政府在孟晚舟事件上的外交努力？
王浩：中国政府在这一事件的最终解决方面无疑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就像孟晚舟在回国前后多次表达的那样，是祖国对于每一个中国公民的保护才让能她在经历近三年的拘押后返回祖国。
具体来讲，中国政府的努力主要表现在同美方的沟通和施压上，尤其是把孟晚舟事件解决列入中美关系的两份清单中，表明了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全力以赴。这也说明孟晚舟事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也不仅仅关乎华为公司，而是涉及到了中国的外交利益。
多维：美国对其他国家的长臂管辖屡试不爽，在孟晚舟案上的最终结果却是未能达到美国的预设目标，一些评论者将孟晚舟案看作是全球大变局中的标志性意义事件，是国际格局正在加速变化的有力佐证，你对此怎么看？有中国学者称孟晚舟事件“为中国崛起提供了一次全面的压力测试”，你如何评价这一说法？
王浩：美国的长臂管辖历来是国际社会普遍诟病的霸权行径。中国通过外交努力对孟晚舟事件的妥善解决，一定程度上撕下了美国以长臂管辖为代表的霸权主义的虚伪面纱，的确可以被视为全球变局的一个重要注脚，也通过了一次对中国崛起的压力测试。
但从严谨出发，该事件恐怕还不能说是对中国崛起的一次“全方位压力测试”，因为它仅仅涉及到中美技术竞争和美国长臂管辖两个问题。对中国崛起而言，更大的压力测试恐怕还在后面，尤其是台湾问题和南海问题，道阻且长。
多维：孟晚舟案作为一起典型的政治案例，其解决也离不开政治操作，美国司法部能与孟晚舟达成协议，某种程度上就代表了拜登政府的态度。从美国国内的角度来说，拜登在明知释放孟晚舟会遭遇共和党阵营强烈反弹的情况下，仍然做出撤诉决定，你认为拜登政府的主要考量是什么？
王浩：的确，孟晚舟事件本质上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因而拜登政府的处理方式反映出的也必然是特定的政治考量。
在阿富汗撤军以后，拜登已经在国内承受了最大的政治压力，尤其是来自共和党一方的攻击。在当前美国面临疫情反弹，通货膨胀和国际形象及领导力受损的内外交困背景下，拜登政府有缓和中美关系的需要，因此在对华关系上取得一定的进展甚至突破可能是打破其面临的内外僵局的重要路径，这一考量明显超越了对于国内政敌攻击的担忧。尤其是在阿富汗撤军后两党已经撕破脸的情况下，拜登政府已经不在意共和党的反应了，取得实实在在的政策成效才是关键。
多维：孟晚舟获释虽然为中美关系改善提供了一定空间，但大部分评论声音都认为孟晚舟案还不足以大幅度缓解中美间错综复杂的矛盾。你对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有何判断？
王浩：中美关系面临的困境是结构性的，不会因为一个孤立事件的解决出现逆转。这种结构性的困境不仅表现在中国崛起和中美实力差距迅速缩小给美国造成的恐惧，而且还表现在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的成功给美国带来的冲击，尤其是在疫情发生以后。
因此，美国对中国的打压和中美战略竞争的大格局不会因为孟晚舟事件的解决有根本性改观。
不过，这一问题解决对于中美关系的发展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表明两国关系并非没有转圜的空间和合作的可能。尽管战略竞争的结构性矛盾无法根除，但对话和缓和仍然是值得期待的，一个更加稳定和可预期的中美关系对于两国和世界来说都是好事。
多维：美国目前将对华关系分为竞争、合作、对抗三种，但有学者认为，三者之间并没有明确的标准和清晰的界限可循，在遏制中国竞争力发展这一核心目标的辐射下，美国对华政策倾向的突出表现是对抗性竞争，比如近期与英国、澳大利亚成立的“小北约”AUKUS，而本可以合作的领域与议题要么步履艰难，要么不在讨论之列。你认为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会长期“维持现状”，还是未来存在改变的契机？
王浩：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以竞争为主基调的时期，这是未来中长期无法回避的现实。
但中美竞争与当年的美苏竞争不同，中美之间共同利益很多，相互交往频繁，而且处在同一个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之中，所以远比美苏关系复杂。这也是拜登政府提出竞争、合作和对抗并存的根本原因。
从未来中长期的时间维度观察，这一以竞争为主的基本结构不会改变，但如何在既有条件下尽可能增加合作，减少对抗，却是中国可以争取的，也是美国对华战略存在弹性的地方。
多维：在孟晚舟回国的同一天，中国方面释放了此前涉嫌间谍罪的加拿大人斯帕弗（Michael Spavor）与康明凯（Michael Kovrig）。由于中国官方此前多次强调拘捕此二人与孟晚舟案无关，西方媒体抓住这一点称中国在实施“人质外交”，你对此有何评论？加拿大在孟晚舟案中的尴尬角色会给中美之外的其他国家带来怎样的启示？随着孟晚舟回国，中国与加拿大的关系是否具备了恢复正常化的基础？
王浩：中国对加拿大间谍的抓捕行为是基于他们的行为违背了中国法律，而非加拿大扣押了孟晚舟，因此从法律的角度上二者没有关系。
但是在政治和外交意义上，中美之外的第三方应该认识到，为虎作伥和以选边站队去搞冷战式的对立，最终会反噬自己。
孟晚舟事件的解决，无疑有助于中加关系的缓和，但也一定会成为中加关系史上难以抹去的一笔，中加关系很难完全回到过去。